据报载，在250万年前，我国陕西、甘肃一带，如同今日湖南、江西地区，处在郁郁葱葱的森林中，有优闲散步的大象，到处乱窜的田鼠，四处游荡的猞猁、羚羊，这番美景随着古地中海的消失而荡然无存。然而有一种树——高山栎，它至今还生长在喜马拉雅山南坡海拔3000m以下，而考古学家却在珠穆朗玛峰以西300km的希夏帮马峰海拔5900m处，发现了有250万年的高山栎化石，这说明高山栎在这里已至少生活了250万年。在这250万年间，喜玛拉雅山山脉从一两千米高上升到8000多米高、自然条件发生了从气候适宜变为如今终年积雪的巨大变化。在这一系列的变化中，如果自然界本身不能建立起动态的平衡，很难想象高山栎能生存到今天。再如，陕西榆林地区的治沙，如果在原沙层中没有微生物与水分之间的孱弱平衡，生命力再旺盛的树种植后也难以存活。

　　自然界的生态平衡既是动态的，同时又是随时存在着。问题在于人类怎样以一种最优的方式去分辨出那些不利人类生存发展的生态平衡，打破之，并更加自觉地重建一种新的平衡，即人工生态平衡。    2修建水利工程要注意保护生态平衡

　　基于前述观点，保护生态平衡应是两个内容的总和：一是对那些良性的生态平衡应尽最大努力限制人类对其的消极影响，使其按自己固有的规律发展；另一个是对那些恶性的生态平衡施以人类的改造活动，扼制其继续发展的势头，使之良性发展。

　　近期召开的世界环发大会，明确提出经济发展要与环境保护相协调，否则人类必将遭到大自然的惩罚。然而，会议产生的公约尽管很好，但广大的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却面临着更加严重的经济建设的资金困难问题，因为在他们规划建设项目的同时，还要考虑到环保所必需的资金问题。从而导致发达国家与其它国家（尤其是不发达国家）的意见相悖。

　　位于闽江上游的龚嘴电站，由于建于文革期间，土法上马，只求进度，致使水土流失十分严重，库内的泥沙淤积早已超过设计标准。而在下游的铜街子水电站，在规划时就考虑到了环保问题，很好地解决了库区泥沙淤积问题，库区周围葱绿一片。

　　三峡水利工程堪称亚洲最大的水利工程，然而工程上马却经历曲折。从孙中山先生提出到八届人大得以通过的大半个世纪的反复，除了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因素外，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库区的环保效应太大。中国在移民问题上采取的开发性移民政策，将大大改善由于三峡大坝的兴建对生态平衡所产生的消极影响。

　　有了保护生态平衡的认识，进行合理的开发规划，是使兴建与环保协调发展的必要手段。然而要真正达到这一共识，人类还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程。因为环保问题历来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具有直接性和间接性、短期性和长期性、诱发性和积累性以及连带性等特点。长期以来，急功近利、损人利己的片面性观念，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掠夺式开发、无节制破坏以及只管自己发展建设而不管他人受害。例如，前苏联乃至中东的几个国家间，由于一个国家兴修水利工程掠夺性引水而造成其它国家淡水减少，生态遭到严重破坏的事例，屡见不鲜。因此，在世界范围内大力进行环境保护教育，使规划工作纳入法律轨道亦是十分必要的。

　　2生态保护要作为水利工程规划、设计和施工重要的组成部分

　　在兴修大型水利工程的前后，只有对保护生态平衡的认识甚至是重视是远远不够的，重要的是要落实到具体的行动中，即要将环保思想贯穿于工程的规划设计及施工组织管理的每一环节。恩格斯在《自然辨证法》中明确指出：“我们必须时时记住：我们统治自然界，决不象征服者统治异民族一样，决不象站在自然界以外的人一样，……，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统治，是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动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大型水利工程的修建，对生态平衡的良性循环有着巨大的副作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通过合理、科学的规划设计和管理将其减小到最低限度。除了有一个良好的政治经济条件外，更重要的是要依靠科学技术的革命。科学技术是协调人与自然关系的主要工具。由于生物圈的动态平衡是人类及其生命系统稳定性产生的前提，现代自然科学的发展所深刻揭示的自然规律，则是人类认识生物圈动态平衡机制的基础，而现代技术又为调节生物圈动态平衡提供了必要的手段。这种调节，必须考虑人的活动对自然界发生作用的性质和界限，必须把对自然界的保护和再生产纳入社会有机体内并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

　　我国甘肃省境内的引大入秦工程，由于引进采用了美国等国际上先进的施工规程及施工设备，不仅大大改进和加快了施工进度，而且最大限度地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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